专访诺奖得主：那位拯救了数亿生命的“mRNA疯女人”(3)

70年代后期，一名叫做Ian Kerr的伦敦研究员发现一种特殊的分子简称2-5A。当我们的细胞识别病毒RNA入侵我们身体的时候，会启动一个系统来产生极短的RNA分子，这个RNA分子就是2-5A，它可以和另外一种遭称为RNase L的酶结合，来降解病毒RNA，干扰病毒的作用。

所以，在80年代，Katalin所在的匈牙利生物研究中心（BRC），想将2-5A这样的RNA在实验室中生成出来，能直接做成药物进入人类细胞，这将大大增强人类抵抗病毒的能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Katalin就迷上了RNA的研究，并负责组建了实验室一头扎进去开始研究。但是，研究的道路并不顺利，因为RNA太不稳定了，它在体外环境中极易降解，更别说递送进细胞的复杂性，还有人类的免疫系统等等难题。

那么既然RNA研究如此困难，为什么Katalin还愿意投身于此呢？

Katalin:

你得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早早发现了（mRNA潜质）的天才，在本科生阶段，当然不是，这个实验项目是我唯一能找到工作的地方。

有一天我见到了领导那个脂质团队的人，他说他有一个职位空缺，而我正在寻找一个博士院校，我说没问题，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我并不是一个预言家，我只是试图将每个来到面前的难题解决并努力做到最好，于是我开始在那里工作。

当时 已经有78种RNA通过化学酶法，合成了具有抗病毒作用的较短RNA分子，我在（匈牙利BRC）主导建立了（RNA）抗病毒筛查实验室，我学习了关于病毒的所有知识，并做了所有这些工作。

在Katalin Karikó博士毕业之后的三年后，1985年，Reanal Pharmaceuticals看不到RNA制药很快能研制成功的希望，从而撤回了资金。Katalin失业了。

这时，Katalin父亲刚去世一年，她的女儿Susan还很小，她急需一份工作。当时对RNA感兴趣的实验室不多：一个在伦敦，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发现2-5A RNA的Ian Kerr，一个在马德里，一个在法国。但这些实验室都对她提出了一个要求：必须要自己搞定研究经费。而这对当时的Katalin来说，根本不可能。

终于有一天，在将女儿哄睡之后，Katalin对丈夫说，我们需要谈谈。她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告诉对方：我想，我们必须要去美国。

03 第二次挫败：体制内的局外人

接受Katalin的实验室是美国费城Temple大学的Robert Suhadolnik博士。当时， Suhadolnik博士的实验室正需要合成2-5A的虫草素，而Katalin之前在2-5A分子上的研究让她成为了合适的人选。

这就样，Katalin拖家带口，来到了美国费城。而有意思的是，匈牙利当年的外汇管制不允许公民带超过50美元的现金出国，Katalin把车卖了，把大概1200美元的现金缝在她女儿的泰迪熊里面，就这样让她女儿抱着全部身家，拖家带口的到了费城。

然而，Suhadolnik博士的实验室却成了她很长一段时间的噩梦。

Robert Suhadolnik博士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书里面用了“explosive”这个词来描述他，会经常朝实验室的同事吼叫，会摔门，他的暴脾气让整个实验室都沉浸在恐惧和不安中。

而当1988年的夏天，Katalin准备接受来自Johns Hopkins大学的另一个实验室的工作offer时，Robert Suhadolnik博士的怒愤爆发了。

除了当面大声咒骂和言语攻击之外，Suhadolnik采取了非常极端的一步：Katalin是拿着工作签证来美国的，作为现任雇主，Suhadolnik威胁到，他有权利让移民局将她遣返回匈牙利。

当Katalin浑身发抖地想打电话给她先生时，Suhadolnik拒绝让她用实验室电话，将她赶了出去。

而决绝的Suhadolnik确定了他的威胁：他给Johns Hopkins大学打了电话，导致Katalin的新工作offer遭取消；他致电了美国移民局，Katalin很快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关于违反签证法的问询；他甚至自掏腰包将Katalin的名字从已经通过同行评审和编辑修改的、到了gallery stage的论文中抹去。

Katalin似乎遭逼到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