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信息茧房，你可能会更极端

按：每当有公共事件发生，不难发现，我们的社交媒体中常常充斥着隔阂、冲突甚至暴力。极端言论随处可见，或许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表达改变不了任何人、任何事。我们常会把舆论场中的观点极化归因于信息茧房，随之归因于平台的算法，然而，事实真的这么简单吗？

在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克里斯·贝尔的《打破社交媒体棱镜》一书的序言中，中国传播学学者刘海龙揭示了更严酷的景象：走出信息茧房，接触对立观点并不会使一个人的观点更为温和理性，相反，会使他更为极端。社交媒体对人最大的异化，并非信息茧房，而是人的自我身份认同的扭曲。极端可以使人拥有归属感、遭认同感，甚至地位与收入，对自我与其他用户群体的感知由此扭曲、变形，即本书所说的“棱镜”。

极端化根植于人性，归根结底，也只有每一个个体对“棱镜”的反思才可能解决问题。这个事实不免让人沮丧，毕竟社交媒体早已如此深刻、自然、天经地义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人能放下手机，所有极端的撕裂或许都是代价。

撰文 | 刘海龙

设想这么一个情景。某天你上网，发现微信群里有人正在发表让你觉得荒唐至极的暴论，你顿感肾上腺素上升，忍不住写了一大段话驳斥他。就这样，你们两个一来一往，争吵起来，更多人加入讨论。为了在辩论中获胜，你开始引用极端的例子和观点，话赶话，观点越来越极端。到最后，你发现自己遭迫站到了一个自己之前并不太认同的激进立场上，但是因为群里都是熟人，认输很丢面子，最后还得自己死扛。

当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一看群里有两派人吵起来，就不敢讲话了。我们一边“吃瓜”一边庆幸，还好自己没下场，原来周围人看法有这么大的分歧，要不然自己准成为遭攻击的靶子，今后再碰到类似问题，说话一定要小心。

上述这两个场景，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在一些热点事件中，这样的故事时有发生。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几年在微博、微信、直播间里，人们常常一点就着，争吵、退群、投诉等激烈冲突发生频率越来越高。

中国有句老话，叫“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们一直认为能听到不同意见是件好事，可以帮助我们考虑得更加完整。西方的传统民主理论也持同样的看法，所谓好公民（good citizen）就是积极获取各方信息和观点，仔细权衡后再做出决策的理性人。这样的传统智慧也得到了现代政治学家们的肯定。比如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商谈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就是这样一个规范化的理想民主模式。他认为，公民在理性商谈的基础上达成的共识，才能让民主不至于成为一个徒具其表的统治工具。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哈贝马斯的看法。他在包括中国浙江温岭的全球多个地点进行过若干实地实验（field experiments），均发现公民在听取了不同观点和论据后，会不同程度地修正自己原来的观点，变得更加温和与理性。

然而这些规范理论和研究都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制造一个理想的交流环境，需要投入相当的资源。无论是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还是菲什金的“商谈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ing），在现实政治运作中，均难以大规模实现。更不必提政治和商业集团骨子里其实并不希望公众过于理性。

在现实中我们更常被遇的是另一种情况：人们会回避相反的观点和个体。这似乎更符合经典的认知不协调理论所证明的人类本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传播学先驱、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的团队就发现，持一定党派立场的选民会选择性地接触和理解大众媒体的信息。也就是说，立场上更接近共和党的选民有一半以上只接触共和党的竞选宣传内容，回避民主党的内容；倾向于民主党的选民也类似。这也遭称为“选择性接触假说”。选民接触不到相反的观点，当然就很难发生显著的改变；只接触与自己倾向一致的信息，会让选民越来越坚定。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大众媒体的主要作用不是改变选民的观点，而是强化其既有观点。

人们不仅会回避相反的信息和观点，社会学家戴安娜·穆茨（Diana Mutz）还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有意回避那些有可能与自己观点相左的人，尽量不与他们交流政治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人可能更有体会：不要轻易挑起不愉快的话题，免得伤了和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