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路线图明晰 顶层设计落地生根亟待专项立法提供支撑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突破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他们活跃在网约配送、出行、网络直播等多个领域，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着城市运转与市井烟火。然而，这一群体长期面临职业伤害保障不足、社会保险参保率低、法律制度适配性欠缺等一系列问题，权益保障需求日益迫切。

　　不久前，《国务院关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明确了社保提质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的核心方向——用3年左右时间，推进职业伤害保障广覆盖，稳步扩容省份、新增企业、拓宽行业。同时，研究完善促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关办法，完善缴费方式，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便捷度。

　　这份清晰的“路线图”如何落地，让社会保障的阳光普照每一位新业态劳动者？多名专家近日就此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呼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保障新业态劳动者权益。

　　试点破冰

　　摆脱职业伤害保障困境

　　“以前送单时最怕出意外，现在有了职业伤害保障，心里踏实多了。”在北京从事外卖配送工作的李师傅，是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受益者。

　　针对新就业形态工作场景复杂、难以适用传统“三工原则”认定工伤的问题，我国于2022年在工伤保险制度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特点启动职业伤害保险试点，创新推出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保障模式。以美团、京东等平台企业为例，骑手每完成一单配送，平台便同步缴纳相应保障费用，实现风险与保障实时匹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省份已增至17个，试点企业达11家，累计参保人数突破2325万人，实现试点范围内新业态劳动者“应参尽参”。但试点推进中仍面临挑战：保障范围尚未全覆盖，大量非试点企业及未规范注册的劳动者仍处于“盲区”；随着试点扩大，资金收支不平衡等问题逐渐显现。

　　“新就业形态的壮大，凸显了劳动与社保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与现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分析指出，传统“打补丁”式的解决方案难以适配新就业形态发展需求，长远来看必须突破传统制度框架。只有紧跟数字技术节奏，构建全新体系而非对旧有制度进行简单修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伤害认定难、保障范围窄等问题。

　　《报告》明确，未来3年将持续推进职业伤害保障广覆盖，逐步消除保障空白地带。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建议，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明确以“劳动行为”作为职业伤害保障核心依据，简化认定流程；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障信息平台，实现跨区域数据共享和待遇衔接，让劳动者异地工作也能享受同等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汤闳淼指出，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熟经验应及时修法固化。修法焦点应放在法律关系产生、中断、终止的特殊法律效果，而非形式上新设制度。一方面，新业态社保立法应突破传统劳动关系束缚，通过“责任分担+制度嵌入”建立独立保障模块；另一方面，通过筹资机制将平台缴费与劳动者技能等级、接单稳定性挂钩，体现“投资于人”理念。

　　精准施策

　　破解社保参保率低难题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率不高，是长期存在的棘手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年底，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人数分别达7057万人、6615.9万人。从整体规模来看，参保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且超过半数的新业态劳动者游离在职工社保体系之外。

　　缴费负担重是制约参保的关键因素。以职工养老保险为例，灵活就业人员需个人承担20%的缴费比例，对于收入不稳定的新业态劳动者而言压力不小。“每个月收入波动大，有时候连交房租都紧张，实在没余力缴社保。”从事网约车驾驶工作的张先生坦言，自己更倾向于将钱用于即时开支。

　　此外，现行工伤和失业保险制度以劳动关系为基础，而新业态劳动者与平台企业的劳动关系模糊，导致这两类保险参保通道基本关闭。医疗保险领域问题更为突出，大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游离于职工医保之外。

　　王天玉指出，参保率低的核心成因是制度设计长期以“标准劳动关系”为前提，新业态劳动者常因劳动关系模糊遭排除在强制参保范围之外。同时，户籍限制、缴费负担重、转移接续难等问题进一步抑制参保意愿。他呼吁，通过立法确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强化常住地参保服务。同时，构建“平台按单缴费+个人适度分担+政府补贴”的多元筹资机制，从根本上降低个人缴费压力。此外，应完善配套制度，实现医保关系跨区域无缝接续，切实保障劳动者流动中的医疗权益，实现制度公平与风险共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