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对战争没有体感的人，总是容易说出一些轻巧的话

“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多多少少对于日本政治家，我们都期待着他们什么时候道歉，好像日本这个国家你做什么都不重要，你得给我道歉这个事很重要。”在周末举行的《妥协与对抗》新书分享会上，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升远这样回应读者让他评价近期日本政坛变动的请求。

在高市早苗遭称有望冲击日本首相的这些天以来，人们发现她在政见上的保守倾向，尤其是她多年来选择在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一事，让中国民众感到警觉和担忧。 

王升远援引了日本思想史学者子安宣邦的发现，来解释战后日本有关战争记忆集体“错乱”的原因：虽然中国在“十四年抗战”上达成一致已有多年，但日本往往把1941年珍珠港事件当作战争伊始，在此之前侵略中国的行径通常是遭冠上“事变”的幌子进行的，日中战争在日本国民的意识当中一直是遭隐瞒着的战争。“1945年的战败，在日本人看来是太平洋战争的战败，战败的终结只和美国有关，日美之间已经了断，而日中之间的了断一直都遭搁置了。”

高市早苗本月于日本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图源：视觉中国）

和平年代，思省民族曾经犯下的苦难尚且如此艰难，而在“极端”也即时势比人强的时代，知识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是妥协，是反抗，是沉默，抑或转向？与王升远展开谈话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在他眼中，这并不是个日本的地方性问题，中国知识人在现代转型历史迷局中，也同样有内在的困境。

01 谨防“正义”之名的加害性

许纪霖指出，自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生成了一套“正当”的侵华理由：相比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的近代化，中国是野蛮的、原始的，日本感到有义务去帮助中国发展，填补这个文明的洼地。 

“这是‘文明优先论’的辩护思路。”在他看来，许多非正义的战争都以“文明”的正义之名发动，但文明不是最高的价值，比文明更高的价值是人道主义、人权意识，是暴力的减少、保护和尊重个体生命。“不要以为高大上的东西就是深刻的，越完美越纯粹越脱离究竟的善背后往往蕴含着某一种恶。”

他观察到生在和平年代的人，由于对战争没有体感，总是容易说出一些轻巧的话，比如“不惜一切代价如何如何”，“我怀疑当他们说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是否他们觉得自己是不在代价之内的。”许纪霖提醒人们注意，在当下的东亚，战争阴云不仅没有消散，还在多地凝结着，而从远方战场传来的消息也告诉人们，战争的痛苦与恐怖是实实在在的，跟够不够坚强、有没有勇气无关。

王升远在新书分享活动现场（拍摄：界面新闻记者 丁欣雨）

鹤见俊辅是王升远书中提到的一位日本战后思想家，他也相当谨防以“正义”之名的加害性，尤其是正义与权力集于一身时的后果。鹤见曾在1942年加入日本海军来到东南亚战场，从军经历令他意识到，战火中没有道德完美主义存续的空间，堕落、邪恶也不再是单纯的哲思客体，而是时时迫近、无法逃避、可知可感的日常。

当遭坚信战争信念的军队士兵唾弃排斥，甚至私刑伤害时，他感知到这些充满上进心的“纯粹”之人或“正义”之士对于没有满足其标准的人来说，融易新媒体消息，意味着何等暴力。善与恶、加害与受害、正义与非正义这类二分法，在鹤见眼中从此不过是一套“不自由的制服”。

王升远也用电影《朗读者》进一步展开了他理解中的“制服”论：汉娜在纳粹时期担任集中营的管理员，她恪尽职守保证大门紧闭、防止囚犯逃跑，在一场大火中亦是如此，结果造成了大量伤亡，这让汉娜在战后得到了审判。法庭问她看着人们丧生火海于心何忍，她觉得她只是完成了自己的工作。“我发现她有个特点，她穿上的管理员的衣服，会给她带来一种安定感。她的使命、道德，伦理全是由制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