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真正支配历史进程的，是那些看似普通的常识

“普通的常识就像家庭常备的感冒药或日常的一日三餐，而高深的理论则是抗癌新药与燕窝鱼翅。后者显得稀缺且珍贵，但维持社会日常运转的，更多还是前者。”在昨日举行的2026年度“普林斯顿-文研中国讲坛系列”演讲中，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绕过高深的理论，讲述起自己所关心的 “常识性问题”。他谈到，知识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观念的更新，很多时候，真正支配历史进程的正是那些看似普通的常识。

真正改变社会的，往往是那些普通常识

对“常识”价值的强调，是葛兆光贯穿多年的思想史研究立场。在对谈环节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也从这一点出发，谈及了思想史研究中两种差异显著的路径取向。他提及，自己的研究对象是每个时代最为“精华”的部分：魏晋做郭象，北宋做张载，南宋做朱子，明清做王夫之。而葛兆光在探讨思想史时，始终关注一种 “平均的接受”。他追踪的不是少数精英的思想高峰，而是那些真正能对社会发挥实际作用的观念，以及思想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如何运转、如何落地。

于是，这种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视角，自然导向了对“常识”价值的重新审视。葛兆光认为，相较于学术经典与精英化表达，常识对历史与社会的影响往往更为深远。做思想史研究，必须同时关注那些在特定历史节点真正起过重要作用的观点，以及作为一个社会的“历史基因”而延续至今的普遍认知方式。

演讲现场，葛兆光同杨立华展开对谈。

“历史不是一个文本，而是曾经存在的事实。”在葛兆光看来，评估思想的价值始终要回到究竟的历史语境中。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在讲演中举了几个例子。东汉王充曾提出颇具演进意味的观点，认为古代的周边部族同样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转化为华夏文明的一员，而野蛮与文明的区别也并非某种不可逾越的本质，更多在于时间差。这种看法在今天读来似乎颇具启发性，但葛兆光提醒到，王充的思想在当时远非主流。思想史研究常推崇精英学者与经典思想，肯定其超越时代的价值，这当然有道理，但回归究竟的历史语境，更要追问的是，这些思想在当时是否真正产生了影响。

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其实屡屡可见。王夫之遭尊为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可他生前著作未曾刊行，隐居深山无人问津，要等到晚清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其学说才真正进入公共视野并发挥作用。范缜的《神灭论》在南朝梁代引发过廷辩，但它亦未成为过所在时代的思想主流。针对这些现象，葛兆光总结道，历史研究需要在两者间寻找平衡，既要承认精英人物及其思想的经典性，也应当客观评估这些思想在其所处的时代里，是否真的具备重塑现实的实际力量。

观念的更新往往慢于知识的增长

跳出思想史内部的精英与常识之分，葛兆光还将观察延伸到了知识与观念的互动关系上。社会公共观念的更替有何规律？在讲演中，葛兆光始终围绕一个核心判断展开：知识与观念之间的演进节奏往往并不同步。他用自己早年写下的话概括这种错位——“死的拖着活的，活的拖着死的”。在一个社会当中，有时知识的增长很快，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边界大幅拓展，观念却纹丝不动；有时观念已然松动，知识储备反而跟不上。葛兆光说，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常常忽略了知识对思想的支撑与冲击作用，习惯将二者割裂开来审视，可若是反过来将它们看作全然同步推进的整体，同样与实际情况不符。

为了印证这一判断，他进一步举例：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基本反映了元代的世界知识。该图绘制了倒三角形的非洲，融易新媒体消息，标注了巴塞罗那、罗马、巴黎、亚历山大里亚，画出了分叉的尼罗河和两河流域，巴格达的位置也相当准确。而且，地图的绘制早于郑和下西洋，说明中国人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传来的知识，很早便知悉世界远比自身疆域辽阔。但即便如此，这幅地图里的中国区域依旧占据了画面的大半幅面。可见知识的积累并未就此动摇中国人以自身文明为中心的自我认知。

葛兆光 著
 商务印书馆 2025-11